中国社会科学网1月16日讯（记者 胡子轩）近日，第十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学者聚焦时代命题，探讨在文化与各产业高度融合的今天，如何通过文化资源的全域开发，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推动文化创意融入到社会生活和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探索产业全球化的新趋势、新机遇与新挑战。借此机会，本网记者独家对话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请他谈一谈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文创+ 时代：审美驱动与产业创新”， 这个命题很有新意。您如何理解“文创+时代”概念？
　　向勇：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产业结构的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品质革命能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来一场产品的品质革命。产品的品质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满足人们身体的需求，另一种满足人们精神的需求。过去更多强调的是前者，如今产品的精神品质也亟待提升。精神品质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人们在精神体验方面的需求，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娱乐体验和高层次的审美体验。过去的产品，更注重娱乐体验，却忽视了审美体验。如何推动产品的品质革命，其核心就是关注产品审美品质的提升。
 　　北京大学在十八年前就开始进行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成立了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文化产业研究既是北大开启文化产业的源头，又是文化产业本身的源头。时至今日，文化产业的概念从无到有，从学术的命题到产业的命题，应该回归到他的源头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创新驱动”，希望我们在这个新的时代，尤其是十三五时期，除了要关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还要更多地关注文化创新。要通过人们审美的需求来作为驱动，推动产品品质革命，推动产业创新。
　　文化的发展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小文化发展观、中文化发展观和大文化发展观。早期的小文化发展观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注重文化艺术作品的繁荣，甚至注重单一文化项目的成功。2003-2012年，进入中文化发展观阶段，即培育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实现文化产业要素集聚，发展文化产业园区，这些仅局限于文化产业内部。十八大以来，大文化发展观推动了文化创意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任何产品随着品质的提升都要关注它功能价值以外的审美价值，文化创意的作用已经超越了文化产业自身的范畴，在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后，就有了“文创+”这个命题。“+”表现的是渗透的概念、融合的概念以及引领和整合的概念。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文创+ 时代：审美驱动与产业创新”的论坛主题。
　　中国社会科学网：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中审美消费意识崛起，可以说审美驱动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创新与融合。您如何看待审美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向勇：人是文化的动物, 这是人的本质最核心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超功能的、超物质的、超身体的一种需求。这些需求既是文化的，又是审美的。审美意味着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余，还要追求心灵的价值、人生意义的价值。中国哲学注重心灵世界的养成，注重意义世界、价值世界。
　　北京大学有两位著名的教授，一位是已故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另一位是96岁高龄的张世英先生。他们在研究人生意义时都提到了“人生境界”。人区别于动物，在每天忙碌之余要思考、反省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反省构成了不同的境界。冯先生认为人有四个境界：一、自然境界，即动物之境，完全按照生理需求来指挥自己；二、功利境界，追求功名利禄；三、道德境界，即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四、天地境界，追求人与自然宇宙万物的关系。天地境界在张世英先生的研究中就是审美境界，前面三个层次都差不多，可称之为欲求、知识、道德、审美。审美是人生境界的最高层次，审美需求是自我实现需求里的最高需求。如果每个人都有审美追求的内在动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行为、生活空间、工作空间、城市街区景观营造等都将充满审美性。
　　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产品的审美性、忽略了物品的艺术性，导致许多城市没有自身的特色。现如今很多城市都在打造文化城市、创意城市，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创意人士是否愿意在这里生活，从而形成创意集聚、创意氛围以及创意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审美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学界的研究情况。您个人开展了哪些相关研究？
　　向勇：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分为两大类：一类源自于人文学科，如美学、哲学、中文、传播学等；另一类源自于社会科学，如经济、管理、社会学等。这两类一个偏重文化性，一个偏重产业性。它们从不同角度对商品进行描述。
　　“文化产业”一词在40年代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本身是带有批判色彩的词汇，当时称为“文化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一批法国学者将文化产业变成了描述未来新兴产业的词汇。90年代，文化产业到中国变成了中性词。2003年开始，文化产业成为中国政府主抓的产业。
　　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经历了三次学术转型，第一次转型（80-90年代）从否定的、批判的哲学词汇变成了中性的产业命题；第二次转型（90年代-2010年）各个学科做切片式、碎片式、盲人摸象式的研究，只能从一角窥探文化产业的去向；第三次转型（2010年至今）从切片式研究变为整合式研究，从碎片性研究变为系统性研究，从传统学科滋养的命题变为文化产业本身特有的学术命题。例如我曾提出的创意管理、创意领导力、符号经济学，包括价值评估、故事驱动、协商价值等，这些我认为都是文化产业特有的命题。
　　9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开始出现第一代学者。第一代学者是从传统学科转型到文化产业的学者，他们把学术命题转变成了产业命题，甚至和政府的产业结构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结合在了一起。第二代学者则推动了之前提到的几次学术转型。我算是“一代半”的学者。我们这种1.5代，优势在于不需要再做观念的转变、概念的普及。但随着政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科学有效、越来越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学术界能否跟得上政府的决策，是我们所面临的新挑战。有些学者的观念还跟不上政府两年前出台的政策，甚至个别还停留在十年前的老观念。
　　在《文化的流向》一书中，我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学”的概念，梳理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脉络。我希望这些研究能够出现在第三次文化产业学术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对世界文化产业学术界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从40年代的美国到70年代的欧洲，再到现在的中国式创新，第三代学者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把文化产业的学术共同体再往前推进一步。让文化产业学术界内部能够共同接受一些只属于文化产业特属的学术命题、学术范式。同时，文化产业的学术范式具有高度的阐释能力和强大的对话能力，可以阐释文化产业的各种现象，能够与文化产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相互交流。这个阶段可能需要花费20-30年时间去完成。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认为，政府、学界在完成联手推动产业的起步和发展之后，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够清晰。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产业的研究难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支撑。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向勇：这个观点对于文化产业，包括对整个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学术界在文化产业领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初学术界花了近20年时间把文化工业变成了文化产业的命题。近年来，文化政策的出台都是在官、产、学、研的共同治理下推动的，是政府的支持、产业的实践、学界的参与和学者的研究共治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趋势是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再到文化领域。伴随着政府改革的迫切愿望，我们呼应了这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2002年，政府正式将文化产业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虽然政府的作用很大，但是学者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库作用。十八大以来，文化产业政策出台的顶层性、级别性越来越高，以前的政策大多出台于各个部委，现在很多决策、实施意见、指导办法都是由国务院出台的。这确实对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者的阐释能力、预判能力、研究能力，能否真正为文化产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得到提升。有些学者的观点需要辩证的看待，对我们而言既是一种鞭策，同时也需要我们对自身做出的贡献有充分自信。
　　文化产业如何搭建官、产、学、研共同推进的机制，与政府的治理模式是分不开的。政府通过政府采购、中国特色智库的建设来推动文化产业，还需要学界在基础研究、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之余更加强化应用性对策研究，这对高校研究机构发挥智库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社科院、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也不同于企业的调研咨询公司，高校研究机构追求系统性、逻辑性、学理性，这些是经得起时间、空间和实践检验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需要保持住这样的优势。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今年已经是第十四届，我们要秉承北大的历史传统，高举具有北大特色的文化智库的旗帜。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工作会议上，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提出，“十三五“时期是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决定性阶段。您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正面临哪些挑战？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
　　向勇：2011年以来，多个文件都提到了将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命题。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发展决议》，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名义讨论文化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讨论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时，都会提到这个命题。从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培育期到底有多长并没有明确说明，当时初步判断是在2020年左右。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行业标准，我们一般约定俗成：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5%就算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按照这个目标，2015年文化产业占比3.87%，16年预估接近4%，我们在未来的四年里，如果平均每年以不低于10%的增速，那么在十三五末期基本能实现文化产业在GDP占比5%的目标。此外，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低碳绿色产业，GDP占比的增加也代表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此外，文化产业自身也需要提升和优化发展模式。最初我们将文化产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2年），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的治理机构；第二阶段（2003-2012年），文化开始有事业和产业之分；2012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尤其是第二阶段，传统型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发掘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资源，具有投入长、收益短、公益性强的产业状况。现阶段要将文化产业的资源跳出物理载体，回到版权、故事等新资源。另外还要注重数字创意，即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在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技术创新。在政策配套、政府综合治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让更多的需求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