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王曙光著《文化中国》，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

       传统乡村治理有一套模式，这套模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由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又衍生出一整套乡村公共生活的空间承载模式。这些空间承载模式，通过一些可视的、设计感很强的元素，比如说通过建筑、家具、印刷品、室内装饰等等，来展现整个中国乡土美学与乡村治理哲学，来达到加强乡村治理、推行教化的目的。所以，我们观察传统乡村社会的建筑和装饰等，这些空间设计的元素都既有审美的意趣和功能，同时又具有伦理和教化的意趣和功能，是传统乡村治理的有效承载者。

       我们从事美术和设计工作的朋友，一方面要懂得传统乡土社会治理的基本哲学、理念，同时也要清楚，这些哲学、理念不是空的，不是在天上飘的，而是要落实在乡村的每一个美学元素当中，落实在每一个建筑、牌坊、家具、装饰、雕塑里面，要深刻理解乡村治理与乡村空间设计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内在的精神呼应关系。

       我举一个小例子，当你走进一个中国传统家庭，来到轩敞的堂屋正厅，正中的巨大墙壁上一般上方悬挂一块长匾，书写四个大字，内容一般是带有教化训诫和吉祥祝福意味的词语，如“永振家声”“耕读传家”之类。匾额下面往往是一幅中堂画，内容一般是山水或者其他吉祥之物，给人一种幽远清爽和谐之感。画两旁应该是一副寓意深远的对联，来表达主人的情怀、抱负、修养或是对家族的期待，比如“万事惟求和气，一家共乐春风”；“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率真”之类。对联和中堂画下方，一般置一个桌案，桌案右边放高高的一个瓷瓶，瓶中插四时鲜花，右边放一面镜子，所谓“瓶镜瓶镜”，就是祈福这个家庭平安宁静吉祥如意。这些匾额、绘画、对联、瓶镜，都非常朴素简洁，但却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理念和治家哲学，这些东西对家里的子弟会产生无形的教化熏陶作用。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主要是宗族治理，宗族与宗法制度是维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个主要的机制。比如说幻灯片上所展示的中国传统祠堂，每一个村的大族，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都要搞一个祠堂，祠堂是维系宗族感情、加强宗族治理、化解族内矛盾、救济族内贫弱的重要机构。祠堂有奖惩作用，不是虚的摆设。奖就是奖励好的，比如说在祠堂这个空间里面，对那些令人尊敬的先贤、做出比较大的成就的先贤，要给予表彰，给他塑个像，或是画一个像，以示尊崇。惩就是惩罚那些行为不良甚至给家族带来坏名声的人，这些道德败坏之人，有可能被永久性地被逐出祠堂。所以祠堂这样一个空间设计在古代乡村治理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儒家文化中，祠堂是一个极为肃穆的重要场所，祭祀先贤、乃至于族内的婚、丧、寿、喜等重要事件，都在祠堂内举行；族内的重要事务的商定与决策，也常在祠堂进行。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族规，要在祠堂接受惩戒，直至驱逐出宗祠，因此祠堂就是古代的家族法庭，有一定的执法功能；有的宗祠附设学校，也就是义学，族人子弟在祠堂内接受教育，那些贫苦的子弟可以在祠堂的义学接受免费教育。从空间设计的角度来看，祠堂一般设计得庄严大器，显得开阔而隆重，厅堂的装饰比如匾额和书画的内容一般也都很庄严肃穆，各种雕饰也非常讲究，大族的宗祠一般还有讲究的先贤雕塑，有精美的祖宗牌位和家谱，并请人题写堂号，比如江西的王家大祠堂“诚敬堂”。我国江南的祠堂保留得比较好，比如浙江、安徽、福建一带。我们到福建调研，在一些地方看到保留很好的祠堂，祠堂前还立有旗杆，旗杆越多，表明这个家族越有声望。很多祠堂还悬挂着“进士第”“大夫第”等匾额，显示出这个家族的荣耀。所以祠堂这种空间设计元素，实际上是传统中国人家族观念的一个集中体现，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

       族谱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它在乡村空间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族谱就是记录家族谱系和家族重大事件的书籍（有些大的家族甚至有数卷甚至十几卷之多的家谱），当然减缩版的族谱可以做成一个条幅的样子悬挂在厅堂之上。大概将近二十年前，我祖父给看我们王氏的族谱，竟然完全电子化的表格制作的，而且更新到我这一代人，可见族内的长辈们很用心来搜集本族的信息。我们这个族谱是从1372年（洪武四年）开始记起，到现在也有600多年了。族谱显示一个家族的历史感、族群的自豪感、以及为整个族群繁荣而奋斗的担当意识与责任感。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知道我们这个家族数百年繁衍生息迁徙流转的历史。每个人看到族谱之后，心里必定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族谱在乡村的空间设计上占有重要位置，它往往是被置于这个家族建筑当中最核心的部位，最显赫的部位，如家庭的正堂，或者是宗祠的正厅中央，直到现在，我们在北方或者南方的传统家庭中，都会看到悬挂在中堂的简单家谱（十代以下）。现在很多宗祠徒有其表，因为这个家族挖掘不出完整的族谱，也挖掘不出声望卓著的先贤，这样的宗祠显得很空洞，对于后人的激励作用就很差，空间上感觉很乏味。所以挖掘传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目前保留的族谱，就是家族的共有财富。

       宗族是古代乡村治理、实施救济的基本制度。我们知道传统乡土社会是没有保险的，那么没有商业保险，整个乡土社会的救济怎么办呢？就是靠宗族社会来建立一个互助性的保障团体，来实现救荒救灾的社会救助目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社会，为什么？我感觉主要还是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极其稳定。基层社会为什么稳定呢？因为这套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救济体系很稳定，不会出现动荡，这是我们整个古代社会稳定的基础。这里面主要是传统社会建立的义庄、义田、义学和义仓（社仓）。义庄简单来讲是一个社会保障机构，大家到江南去旅游要注意，无锡和苏州这些地方都保留了大量的义庄。最早的义庄是范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范仲淹小时候生活比较苦，当了丞相之后，特别注意在家乡扶贫挤弱，于是就建立了义庄，其实相当于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家族共产主义社群，一个家族命运同体。中国人以前讲大同世界，这个大同世界就是从基层社会开始做起，在家族内部互助互济，扶贫济弱。我建议大家在无锡或者苏州旅游的时候参观一下那里的义庄。义田也是家族内为扶困济弱之用而保留的族田，这就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互助保险。义学就是为家族内的贫困子弟而设立的免费学校。社仓或者义仓是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贷款机构，不过贷的是粮食，主要目的是赈济贫民，调节余缺。最早的义仓是朱熹设立的朱子义仓，现在在福建武夷山五夫镇还保留了一个完整的朱子义仓，我去看过。义仓拿米贷给贫苦的族人，春贷秋还，有点利息，所以我说，社仓是一个公益性的小额贷款机构。当然，现在义仓和义庄等传统乡村公共生活的空间承载方式已经很少见到，但是带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乡村公共空间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比如我在很多农村看到的村庄老年协会，还有各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合作社和协会组织，仍然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子。

       传统乡村社会比较重视教化。教化的一个机制就是制定乡规民约。乡规民约是传统乡村治理的法制基础，乡约在宋代比较流行，蓝田四吕的吕氏乡约很有名，奠定了中国乡约的基础。吕氏乡约约定族人定期聚会，有时候每月一聚，有时候每季一聚，来商讨大事，来进行惩恶扬善的举动。直到现在，如果你到我国大江南北的乡村走走，就会发现很多村都有乡约。因此，在现代的乡村空间设计中，如何把古代乡约现代化，结合我们的空间设计，把乡约放在一个显赫的位置来提供教化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另外，乡村讲学也是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机制，明代以来，王阳明的学生王艮等提倡乡村讲学，把儒家思想灌输到村民中间，这种方法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的书院等，都起到这个作用。近年来，也有很多有志之士在乡村复兴讲学之风，建立书院，比如有一些朋友在山东曲阜建立了一个尼山书院，在农民之间讲学，就是继承了王艮泰州学派的方法。我们知道，梁漱溟先生是近代乡建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艮的乡村建设思想直接影响到了近代的乡村建设。今天的乡村教化和文化建设，实际上也可以效仿这些做法。在空间设计层面，当今的乡村空间中，要给传统书院、现代的小学、现代的图书馆、文化馆以及名人纪念馆等结合起来，发挥教化作用，也为乡村的公共生活提供空间。这对于各位从事美术设计工作的朋友来说，有很多用武之地。现在很多乡村设计者着重于乡村风光的设计，但是不太注重乡村“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利用，这是需要做点功课的。当代的设计家门，应该汲取古代乡村治理的智慧，将这些传统的元素融入现代，进行现代化的传承与创新，与古为新，古为今用，让传统元素焕发出新的光彩。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